背對觀眾，創作才開始 --專訪《刺客聶隱娘》導演侯孝賢

孤獨：命運使然

關於《刺客聶隱娘》的爭議，熱鬧得與影片清寡的氣質有些格格不入，有人奉之大師之作，也有普通觀眾昏昏欲睡，怒斥其“什麼鬼”，甚至陣營劃分明確，裝文藝與不識貨大打出手喋喋不休。

就連侯孝賢自己也會開玩笑說，“錄影帶時期人們去租電影，店家指著我那一排，這些都是很好睡的哦。如果以後要開發電影衍生產品，我的電影就只能送充氣頸枕，我還可以在上面簽名的。”

從早期拍攝商業言情片，到找到自己的風格，侯孝賢真正成為了侯孝賢

1980年代初，侯孝賢還未成為侯孝賢，那時的他是位商業片好手，他拍的《就是溜溜的她》《風兒踢踏踩》都是賣座的言情片，他也是電影編劇，“隨便寫一寫，票房就很好。”當侯孝賢開始想要成為侯孝賢，“我慢慢對這些形式沒興趣了，從小看書看電影的底子就出來了。”

那之後，侯孝賢選擇了背對觀眾，面對電影。與此同時，他也相當於放棄了電影工業的支持，甚至在《童年往事》的時候，侯孝賢受到了台灣電影市場的攻擊和抵制，他被冠上“不顧市場，只顧看自己的肚臍眼，把電影玩兒完了”的罪名。而他也從此走上了一條一個人沒有同類的創作道路，“因為你已經在這個地方看到你的位置，看到你的方向，看到了能量，這個才是厲害的。”

侯孝賢與他的“命運”

朱天文眼裡的侯孝賢，不賣慘不憤世，永遠興致勃勃做著自己喜歡做的事情。侯孝賢自己也並不諱言，在拍了這麼多藝術片之後，還能獲得投資，是因為在國際舞台上的“配額和信用”，在錢這個問題上，侯孝賢也有他一以貫之的“悍”。7年沒拍片，《刺客聶隱娘》啟動前，舒淇主動要掏3000萬給他，侯孝賢白她一眼，“別傻了，當然有人投錢啊，我是誰啊！”

“你要累計出你的能量，你有市場，或者你有藝術性，一定有人投資的。我這個人一輩子不會變的，因為我拍電影，我可以更了解自己。而且我也不在乎錢，我老婆整天罵我，什麼都替別人想，對錢更是左手來，右手又給了，弄到最後家裡都沒錢。 ”

侯孝賢也屢屢在公開場合吐槽自己“被影展害慘”，“不然我現在一定很有錢”，但話鋒一轉，他又一臉嚴肅，“這也就能說明——這就是我的命運。 ”

時光網：《刺客聶隱娘》是發生在唐朝的故事。在你看來，這個故事在現實社會當中有對照嗎？它有現實性嗎？

侯孝賢：現實性就是每個人心裡都一堆事，人跟人的關係也是這樣，現在比那個時候還猛。你以為情感這麼容易？並沒有。而且個體的孤寂比那時候還孤寂。台灣這些年經過劇變，今天的主流都是關於權利和利益，這就是我為什麼一直有興趣刻畫邊緣人的角色，這也是我為什麼會想改編《聶隱娘》的根本原因。

時光網：聶隱娘這個人物身上最吸引你的特點是什麼？

侯孝賢：最有趣的就是她的價值觀的瓦解和再建，她不忠於任何團體，只隨己意而行“道”。她回到俗世，但俗世逼得她不得不翻盤。這個就是現實，逃不掉的。他們在宮廷裡面，等於是在一個體制裡面，和我們很像，我們現在好像是自由，但是有很多價值的壓力。價值觀是什麼？你高我低，你富有，我貧窮，種種這些都是你存在的壓力，尤其像年輕人。不然台灣為什麼老出事，有的人在電車上亂殺人幹嘛的。

時光網：聽說你本人在台灣也經常會因為看不慣各種社會問題與人爭吵打架，你相當於把自己對政治環境或者社會現狀的無奈放到了電影裡？

侯孝賢覺得電影的戲劇性還比不上現代，現實社會更恐怖

侯孝賢：這些東西，每個家庭都有，不管是情感或者是生活的、工作的壓力或者是要養家糊口的壓力都有。基本上，我拍的電影裡的人物狀態，其實是他們的戲劇性。但是這個戲劇性還比不上現代。現代更暴烈，只是你平常不感覺，你會突然哪一天就發現某個朋友發生了什麼事。我以前在日本拍《咖啡時光》的時候有個製片，他跟妻子和兩個小孩搬到一個新社區居住，不知道為什麼被這個社區不容，人家不罵他，而是當他透明的，他太太受不了帶著小孩跳樓了，他繼續上班，一句話不說，沒讓公司任何人知道，因為他知道只要有這個事情出現，他在公司裡又會被議論又不好混了。所以你就知道這個社會人跟人之間的關係，有一種很奇怪的伸延，對我來講是非常可怕的。

背對觀眾，創作才開始 “商業性讓你只有招數，作品不會更具能量”

侯孝賢選擇背對觀眾面對電影

時光網：關於你的創作理念，你之前也提到很多次“背對觀眾去創作”。這其實跟電影工業本身的商業遊戲規則是違背的。很多年輕導演不敢去這麼做。你對他們有什麼建議嗎？

侯孝賢：背對觀眾，創作才開始，這個其實是要你集中全部精神，不管別的，先把這個做好。不要做到一半就開始想，這裡觀眾會不喜歡？這裡觀眾了解嗎？這裡觀眾把控得了嗎？那你怎麼弄呢？那跟創作有什麼關係？乾脆用一個電腦，把所有的條件輸入，然後全部出來不就結了？

既然要創作，就要有你個人獨特的見解，你就先丟開觀眾思考，先面對自己，一直弄，弄到自己感覺很過癮為止。然後讓它冷卻一陣子，你再回頭來看，它是不是有一種可能性是觀眾看得懂的，或者有一種可能性是觀眾看不懂，但是我自己看得很過癮的。

就像寫小說，很多人寫完重新看的時候，又開始調整。這種調整是純粹的，因為小說不必負擔票房，影像是需要的。所以你最好有一個過程。你最後的決定是你最愛的就OK了。如果你想要觀眾，那你就打定主意，我就是要做給觀眾看。

時光網：就按照商業類型片的路數來走。

侯孝賢：對，那你就徹底點。拍商業片，像好萊塢那些片那麼厲害，這個不容易的，比我們這種面對自己做的還要難。不是你隨便講個笑話，人家笑一笑，那誰不會啊？不能這樣玩的，你這樣玩久了，你就只有招數，之後就沒有東西了，而且你不會一直往下積累，自己的作品不會越來越有能量。

《刺客聶隱娘》在今年戛納電影節上助侯孝賢拿下最佳導演大獎

時光網：《刺客聶隱娘》它是 ​​講孤獨的故事，對你自己來說，是不是也會覺得現在拍電影這件事情，或按你這種方式來拍電影變得很孤獨？

侯孝賢：沒有，到處都有人會喜歡我的電影的。之前我在坎城《刺客聶隱娘》沒有獲得最佳影片，《解放報》的那群年輕人說得多凶悍啊，就像要把評委會給炸了。他們怎麼看得懂？他們純粹感覺到整個氛圍，和里面人的真實，他們並不在乎劇情的。你說他們看不懂？他們反而看得很清楚，因為他們感受到情感的關係就夠了。他們都好年輕，都差不多三十幾歲。

時光網：其實你早年拍過很多賣座的商業電影，什麼時候因為什麼，你開始意識到要找自己的風格？

侯孝賢：有一次我去澎湖探班，他們在澎湖的荒野搭了個很簡單的景，一點都不花錢的那樣去拍。我在那邊隨便亂逛，跳上一輛公車，經過一個地方叫風櫃東站，我感覺很有意思，我就下車，看到賣簡單醣果的小攤，小桌球室，幾個少年在玩。我就在想風櫃是什麼？後來研究出，因為它有洞，海水湧進來的時候，尤其是漲潮的時候，可能是那個洞的關係，它會噴，噴了就會有一種聲音，蠻有意思，我很喜歡那個地方，遼闊，非常美，多孤寂啊，我就想拍那種少年，後來就找了鈕承澤他們拍了《風櫃來的人》。我現在就不會這樣，我會找那邊真正的少年，不然就是有同樣背景的少年在那邊，就不是都市人，他 ​​們會有一種奇特的味道。

時光網：但我們當年看《風櫃來的人》的時候，覺得那 ​​幾個少年都是很真實的。

侯孝賢：你除非在那邊住一段時間，其實住段時間也是不夠的，因為跟你在那里長大完全不一樣。你站在或者蹲在那邊的神情都不一樣。那裡的少年他們什麼都沒有，每天的生活簡單到一定的地步，他們在那邊玩撞球，而且欠的錢也不還，反正周圍大家都認識，會跟他們家裡要......我感覺我的這種變化，其實就是從這些生活感受裡慢慢一直做，一直過來的，然後也是越來越難。你說找到自己，找到自己的意思就是越來越難，因為眼界越來越高了，但是不難，拍電影就不會那麼有意思。

時光網：你找到自己風格的同時，也相當於失去了原先的電影工業的支持，我記得當時台灣甚至還掀起過一陣反對你的風潮，你當時面對那些是什麼樣的心態？

侯孝賢：理都不理，鳥都不鳥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你已經在這個地方看到你的位置，看到你的方向，看到了能量，這個才是厲害的，才是真的。而且我個性又悍，沒人敢惹我。他們愛怎麼寫，我都不會理。不會去跟他們計較這些，但是他們都知道我的個性。

時光網：找錢上，你也不止一次提到過變得越來越困難。

侯孝賢很“悍”，對於外界非議他“理都不理”，兀自走上沒有同類的創作道路

侯孝賢：我拍電影很奇怪，我都能夠幫投資人回收。困難是指年輕導演或者一般導演。我之前的積累給了我一些信用和配額。但是對年輕導演來說，如果你沒有商業思考，沒有變成賣座，你要再找錢是很難的。他們不會亂投的，你以為他們投錢是乾嗎？要賺錢。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眼界，而是社會沒有，他們壓力也很大，很大之下，就要討好觀眾，看看觀眾能不能接受，有票房，他才能夠繼續存在。

但我不是，我可以分散。我在拍之前錢就找好了。有台灣的中影，有內地，歐洲、日本。香港和東南亞，他們會比較慢，因為我很久沒拍了，但是片子出來以後，他們馬上就買了。我找的這些資金，跟大陸的資金合起來已經足夠了。而且我也可以再降低標準，你有種就找多少錢拍多少錢，用數字拍。如果你真的那麼想創作，手機都可以。而且手機拍出來會把人嚇死，更厲害。為什麼？你在現實的自由度很大。那種真實，你以為可以製造嗎？做夢。每次我想拍一個車上的場景，訂一個公車，然後找臨時演員，來的不是呆子，就是親戚朋友，他們哪會老老實實坐車。但真正坐車的人他的狀態不一樣。上班時間，沒人講話，都是在看報最多。下班時間，或者下午以後，嘰嘰喳喳的，到處都很吵。

時光網：你對這些細節如數家珍，平時會去有意觀察和積累這些生活素材？

侯孝賢：我絕不會開車，而且不會買車，我也不會去學開車。交通工具就是公車、轉捷運。要是公司急著要我去哪裡，他們怕來不及就會開車來接我。我通常都是亂晃，有時候會故意坐到底站，下去晃一晃再回來。每一站都想去看一看，去把它摸透了。